德国总理朔尔茨11月4日访华 德国总理访华的信号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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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讯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

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德国联邦总理朔尔茨将于11月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德国总理访华的信号与意义

北京时间11月4日，朔尔茨开启其就任德国总理以来首次访华，这也是自拜登上台后，第一个访华的G7国家领导人。今年恰逢中德建交50周年，作为中共二十大召开后首位访华的欧洲领导人，朔尔茨此行备受瞩目。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德国总理访华的背景、逻辑以及中德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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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在此时访华？

能源危机与供应链断裂

今年，欧洲遭遇美联储激进紧缩货币引发美元大涨和战争引发石油、天然气价格大涨的“双核”冲击。德国能源成本和制造成本大幅度上升导致化工、金属制品、运输设备、汽车及机械制造等行业不同程度停摆，不少工厂停工停产、关门倒闭，工业产能遭受严重打击。

从宏观经济数据来看，虽然今年一、二、三季度德国GDP环比增长分别为0.2%、0.1%、0.3%，但是8月份起，IFO商业景气度下降到了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德国政府预计，明年德国GDP将会萎缩0.4%；同时，德国10月制造业PMI终值为45.1，为2020年5月以来新低，低于预期45.7和前值为45.7，大幅低于荣枯线，表明德国国内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信心明显不足。

长期以来，德国以强劲的出口制造业著称，但今年贸易条件迅速恶化。5月，德国出口额同比增长11.7%至1258亿欧元，进口额同比增长27.8%至1267亿欧元，出现了30年来首次贸易逆差。虽然后面德国官方将贸易账修为正值，但依然是1991年以来最低值。

同时，欧元对美元持续下跌，7月份跌破平价位后长期低迷，创下近20年以来的最低值。美元大涨、能源危机和制造业低迷给欧元以三重冲击，反过来欧元下跌进一步提高德国进口成本，覆盖汇率贬值带来的出口增量。

从中观行业调查来看，据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在8月中旬至9月初对593家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58%的公司称正面临重大挑战，34%的公司担心存续问题，25%的企业打算迁移部分业务。这份调查还指出，已经有十分之一的公司减少甚至中断了生产。

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高达65%，其制造业对天然气消耗占据德国的三分之一以上。俄罗斯天然气剧减直接导致能源和电力价格暴涨，进而推高化工、钢铁、汽车等高耗能产业的原材料成本和制造成本。数据显示，德国9月PPI同比上升45.8%，调和CPI终值同比上升10.9％。虽然CPI大幅度上涨，但是PPI涨幅过大，而且与CPI形成巨额剪刀差，直接导致高耗能企业陷入亏损。另外，欧盟委员会要求成员国优先保障居民用气，限制本国工业用气。这直接扼杀了部分企业的产能。

从微观企业运营来看，以此次访华的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为例。巴斯夫第二季度能源成本同比猛增8亿欧元达到11亿欧元，增幅达266%。巴斯夫被迫停产氨，并寻求进口氨，以减少其路德维希港工厂的天然气消耗。其财报显示，三季度的净利润为9.09亿欧元，显著低于去年同期的12.53亿欧元，不及二季度净利润(21亿欧元)的一半。汽车行业的产能同样也十分紧张。标准普尔预计，由于即将到来的能源使用限制，从今年第四季度到明年，欧洲汽车企业每季度的产量将减少到最低275万辆，比原本预计产量少了一半。

除了巨头企业经营困难外，还有不少企业已经倒下。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IWH)10月10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9月德国合伙企业和股份公司的破产数量达到762家，比去年同期上升34%。德国最大的卫生纸制造商之一Hakle、德国近百年历史的施耐德博士集团均被突如其来的能源危机击倒，不得不申请破产。

因此，朔尔茨此行，其迫切任务是拯救德国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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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代表团名单如何解读？

互补共赢与拓宽合作

此次与朔尔茨一起来华的还有一支商业代表团，由巴斯夫集团、瓦克化学集团、宝马集团、大众集团、默克集团、拜耳集团、拜恩泰科（BionNTech）公司、德意志银行、GeoClimaDesign、西门子、喜宝集团、阿迪达斯的企业高管组成，行业覆盖化工、汽车、医药生物科技、金融、能源、制造、食品、运动用品领域。值得注意的是，除传统制造业巨头之外，随行的也有节能环保领域的代表企业GeoClima Design，这显示出中德的合作领域正在拓宽，除了汽车、化工等传统领域的合作，中德在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化等领域的合作值得期待。以新能源为例，欧洲如今身处能源危机之中，正在加速能源转型，中国也正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两国的绿色合作潜力有望进一步挖掘。

德国企业与中国的缘分可追溯至十九世纪末期。1872年，西门子向中国提供了第一台指针式电报机，这成为了西门子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的开端；1882年，拜耳公司首次进入中国市场；1991年，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这是由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德国大众汽车股份公司、奥迪汽车股份公司和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合资经营的大型乘用车生产企业，成为了我国第一个按经济规模起步建设的现代化乘用车生产企业；1992年，巴斯夫在中国的第一座装置在南京建成投产……经过多年发展，截至2021年底，已有约5000家德国企业在中国发展，行业类型主要集中在化工、汽车、电子电气等领域。

这些企业与中国制造业之间有比较好的互补效应：中国需要进口德国的设备和产品，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也需要与德国企业进行合作，而中国的大市场也让这些德企有了较大的发展潜力。现在，这些大型集团再次访华，也表明其继续看好中国市场，愿意继续与中国加强合作，基于对于我们市场后续的高水平开放的预期，希望能够搭上这一东风。

总而言之，在全球供应链生变、不确定性增加的挑战下，德国企业尤其是巨头们依然对中国市场展现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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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打算怎么做？

进口替代与投资转移

面对成本高企、生产停摆，欧洲企业选择两条路径寻求突破：

一是出口替代。一边向挪威、美国、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大量进口石油、天然气；另一边向东盟、中国大量进口商品。数据显示，剔除价格因素，德国今年二季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同比增长245%，较去年同期增加178.6亿美元，占到了二季度德国整体贸易差额变动的44%。除了向中国进口终端商品，如热水壶、电热毯等取暖商品，作为传统制造业大国，德国还向中国大量进口工业中间品，包括化工、汽车、电气、机械等原材料、零配件。

这些价格相对低廉的原材料、零配件支撑着德国制造业的产能供应。今年二季度，德国从中国进口有机化学品总额122.3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13.4亿美元，形成贸易逆差达到119.7亿美元，接近占据德国对中国二季度贸易逆差的一半；从中国进口电气设备总额达到136.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亿美元，形成贸易逆差87.6亿美元。

二是投资转移。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1-9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037.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6%，其中德国对华投资增速最快，增长114.3%。德国企业为何在今年集中加大对华投资？

德国对中国的投资动力既来自于中国稳定的市场需求，也来自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好。对于大型企业而言，尤其是高耗能的化工、钢铁、汽车、机械巨头来说，它们没有时间等待天然气和电力价格的回落，也无法长期大规模进口替代，更稳妥的办法是投资转移。譬如，德国巴斯夫今年对湛江项目提速、加码，在东海岛一体化基地投资新建一座世界级规模的新戊二醇装置，年产量达8万吨；明确到2030年，将投资高达100亿欧元。湛江基地筹建项目在2018年达成初步协议，建成后将成为巴斯夫在全球第三大一体化生产基地，仅次于德国路德维希港和比利时安特卫普基地。湛江基地项目首批装置将生产工程塑料及热塑性聚氨酯（TPU），为汽车、电子产品以及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提供材料。

今年4月，德国默克集团与无锡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协议，默克计划六年内投资约1亿欧元扩建无锡制造基地，提高生物医药一次性技术组件制造及设计、提供相关定制化服务的能力。

10月24日，德国大众监事会通过决议，投资约24亿欧元与中国智能计算平台提供商地平线成立合资企业，主要聚焦自动驾驶领域的技术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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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中国？

成本优势与产业基础

中国具有两大得天独厚的吸引力：

一是成本优势。虽然能源危机导致全球石油、天然气、煤炭、贵金属、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大涨，但是由于各国的能源结构、电力价格和能源进口依赖度不同，制造业成本存在较大差异。中国工业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煤炭对外依赖度相对较低；日韩工业耗能以石油为主，石油对外依赖度高；欧洲工业耗能以天然气为主，天然气对外依赖度极高。

在这轮能源危机中，欧洲工业成本大涨，日韩工业成本被高价的进口石油推高，中国凭借相对涨幅较小的煤炭价格优势扩大了制造业的成本优势。能源危机爆发后，中国与德国的天然气价差、电力价差迅速扩大。根据天风证券的报告（《欧洲制造大迁移》），今年二季度中国天然气平均价格0.7万元/吨，低于德国气价33.2%。8月德国平均现货批发电价涨至0.5欧元每度，较去年同期增长了4.6倍，与中国的度电成本价差走阔至0.4美元，分别对应钢铁、电解铝和合成氨188美元、5110美元、3280美元的单吨成本价差。

二是产业基础。巴斯夫选择湛江的理由是：湛江本就是广东省的化工基地，供应链相对完善；同时湛江是一个极佳的深水港，拥有地理交通优势；最后，湛江的人力资源成本很低。中国在钢铁、化工、汽车、机械制造、有色金属等领域建立了完善相对的产业网络和基础设施。而且，大众、巴斯夫等老牌德国企业在深耕中国市场多年，已经在中国形成庞大的供应链和销售规模。

2021财年，巴斯夫面向大中华区客户的销售额约为120亿欧元；大众与宝马两家德国汽车集团及其合资企业在华交付汽车超过400万辆。德国大众和宝马在中国投资、生产汽车及其零部件，然后出口到全球市场。中国相对廉价的制造成本和稳定的产能，推高了中国汽车出口总额。数据显示，2022年前8个月中国汽车出口量191万辆，其中8月份中国汽车出口量达30.8万辆，刷新历史纪录。

至此，中国已正式超越德国，仅次于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汽车出口国。所以，比起进口替代，大型企业索性加大对华投资、转移生产，因为中国能够满足德国企业迫切需要的成本控制、生产稳定性，与东盟相比还具备完善供应链、完备基础设施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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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未来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产业延伸与务实合作

产业延伸与务实合作将成为未来中德关系发展的方向与基础。

首先，在能源领域，中德两国都走在能源转型的路上，在此次欧洲能源危机之中，德国将加速可再生能源转型放在重要位置，而在新能源领域，中国的风电、光伏等都拥有明显的技术优势与产能优势，这无疑是中德乃至中欧未来合作的一个新方向。

其次，在智能制造领域，两国的合作空间同样广阔。2013年,德国政府正式推出“工业4.0”战略，这是一项旨在将信息通信技术同传统制造技术进行深度结合的发展战略；2015年，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25》，也强调提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2015年10月，默克尔访华时，中德两国宣布，将推进“中国制造2025”和德国“工业4.0”战略对接，共同推动新工业革命和业态。

第三，在数字经济领域，我国与德国的合作聚焦于产品和生产技术的转型升级，即产业数字化。这是德国的发展方向与优势所在，同时是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同样的目标驱使之下，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值得期待。

此外，虽然伴随着国际各种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政治领域内出现了“脱钩断链”的声音，但是中德两国的合作基础仍然是相对牢固的。从数据来看，自2016年起，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德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中德两国全年贸易额达2454亿欧元，增长15.1%。尽管中德经贸合作面临着一些杂音，但是事实表明，中德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依然明显，韧性依然强劲。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表示，“中德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互为重要合作伙伴，两国企业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双方经贸联系切不开、割不断，早已深度融合，是不可能“脱钩”的。经贸关系的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企业的生产经营合作。当前世界经济面临复杂局面，市场主体之间的经贸往来对支撑两国各自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方愿同德方共同做大合作“蛋糕”，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支持两国企业开展合作，在合作中共同成长。这不仅有利于两国，也有利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这无疑也给中德在未来的合作发展定了基调。

在如今逆全球化抬头、供应链中断的压力下，中德的经贸合作稳中有升，印证了中德之间的产业互补，也证明了中国市场对于德国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新形势下的中德贸易，需要克服一些杂音，保持相向而行、互利共赢的发展势头，站在务实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平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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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近年来，在美国的“煽风点火”下，欧洲一些国家也倾向于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使得中欧关系有所后退。在2019年及以前，欧盟曾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1月至9月，欧盟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13.6%，占中国出口额的15.9%，在中国的贸易伙伴里排名降至第三。与欧盟贸易地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盟贸易地位的不断上升，这得益于中国东盟良好的政治关系。

作为欧盟领头羊，德国事实上对欧盟的决策影响力极大。作为我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后首位访华的西方主要国家的领导人，朔尔茨此行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不但增进了中德双方的了解和互信，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也说明中欧“脱钩论”不可行，促使欧盟其他成员国重新理性地看待中国的崛起，共同谋求合作带来的新发展。

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中国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什么是大国，什么是王道。

几天前，G20的峰会已顺利闭幕，继朔尔茨访华后，各国元首争相与习近平主席展开会晤。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先后与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龙、荷兰首相吕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等九国领导人举行了双边会晤，这里面既有“老友相聚”也有不少“初次见面”。会谈中，各国领导人在与中国开展合作、加强交流、共同应对挑战等领域都有积极表态。

回看这一系列会晤，我们也能品出一些共性和特性。“维护和平与稳定”是中方领导人与各国领导人会晤时都强调的内容，这也是中方为弥合分歧所表达的期待。

未来，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赢发展，做全球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与全世界各国一道共谋发展，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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